本文译自 Confronting Hitler: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in Defen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1929-1933

“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保罗·勒贝，1954年于回忆录

6月12日，东慕尼黑公墓举办了托妮·普菲尔夫的葬礼。这是一场有些不寻常的葬礼。按照她的遗愿，葬礼没有安排致辞环节。两朵红色康乃馨装点着她的棺材，但除此之外会场就没有别的花束了。当地丧葬协会的一位代表朗读一份死亡通告：“安东妮·普菲尔夫，1877年12月14日生于梅兹，1933年6月8日逝于慕尼黑。”葬礼便结束了。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前来哀悼的人们各自散去。

许多到场者都庆幸托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大多和托妮一样，积极反对希特勒的所谓“民族革命”。在纳粹党鼓吹的“人民共同体”中，他们只有监狱、集中营和坟墓可去。光是在葬礼露面就够危险了。纳粹间谍很可能躲在人群中，谁说她的好话，谁就会被拉清单。2月17日，自杀三个月前，托妮在写遗书时就预感到了未来。尽管她已经生无可恋，但是她依然不愿让朋友们添麻烦，也不想让他们面临太大危险。她的这些安排不仅体现了她的谦逊，更体现她关心他人福祉的品质。同样，她的自杀也符合她坚守过的原则。她是一名热忱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者。当她意识到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失败，而自己又不愿意暴力抵抗或屈膝投降时，她也就只有自杀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共和国的垂死挣扎结束，结局令人痛心。目睹这一切的她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死亡这一天，她已经等待很久了。

普菲尔夫做出这个悲剧决定，反映了这场她为之奋斗终生的运动，在危急关头面临的无助与绝望。某种程度上讲，她的一生也象征了那个年代，对于工人、对于女性而言，社会民主主义与共和国意味着何种未来。因为从地下活动时期到共和国建立，托妮一直战斗在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最前沿。她是妇女运动之中最活跃的议员，新宪法许诺的解放落到实处少不了她的功劳。共和国陷入致命危机之时，这些起初被寄予厚望的心血都化为泡影。

普菲尔夫的出身和战前多数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女性不同。其他人都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普菲尔夫则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她的父亲埃米尔世代从军，她的母亲贾斯丁则生于律师家庭。埃米尔在帝国陆军身居高位，也为巴伐利亚战争部效力。他们夫妇政治立场保守，是天主教信徒（亲戚中也有教会高层），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荣。与很多同阶级的女孩子一样，托妮和艾玛在家庭教师的监督和佣人的服侍下长大。她们本应娶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而不是走向自立。

然而，托妮没有走上这条安排好的人生轨迹。托妮一直非常有独立意识。在梅兹的女子高中上学时，当时尚处于非法状态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平等与公正的原则吸引了她的兴趣。她也渐渐产生了自食其力生活的愿望。毕业之后，普菲尔夫说自己要去慕尼黑的师范学校上学，让父母大为光火。尽管父母不支持她求学，她依然在1896年离开家门，一边养活自己一边上学，花了六年的时间完成学业。1902年，普菲尔夫开始在巴伐利亚乡村学校教书，先后辗转佩廷格、奥伯阿默高和莱希豪森等地。1908年她接下了米贝茨霍芬（Milbertshofen）一所国民普通中学的教职。她还在晚上在一个售货员的“继续教育”项目教书。

青年教师的生活并不轻松。女教师的工资是最低的，往往只能找到简陋的栖身之地。普菲尔夫住在国家提供的一座肮脏破旧的公寓中。回到慕尼黑之后，她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前往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但由于不满那里的规矩，她又自己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最后自己徒步走了出来。然而她没有完全康复，1915年她又复发过一次，只得请了一年多假。这种举动对于意志坚定的普菲尔夫而言可不常见，侧面反映出她的病有多严重。

1902年，听过克拉拉·蔡特金在社民党妇女大会上的一场演讲之后，普菲尔夫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此时，德国禁止女性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对于想要成为公立教师的普菲尔夫来说，这些活动异常危险。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吓退普菲尔夫，她女扮男装参加党的会议，督促同志们为女性的集会、组织和投票权斗争。尽管她的外貌常常招致警方突击。1908年，政府解除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禁令，普菲尔夫不出意外地被当地党支部选为执委会成员。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内工作中，在女性选举权和争取和平等问题上，与不同群体展开对话。

普菲尔夫在加入社民党这个问题上和父母彻底闹翻了，不过和姐姐艾玛还没有。女儿的政治观点和生活方式让埃米尔和贾斯丁万分惊愕。尽管托妮和父母的争端根源在于意识形态，不过她幼时接受的天主教灌输可能反而加剧了疏离感。普菲尔夫并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919年，法律不要求教师必须信教之后，她就离开了教会。然而，她笃信的原则----比如自我牺牲，比如团结弱者----却与天主教社会训导（以及社会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她在担任教师、从事社会工作、参与政治活动时，都贯彻了这些原则。

比如说，1904年，她在莱希豪森村教一个74名女生组成的班级，当地校区督查描述了她的工作热情和教学方法，还有学生叽叽喳喳时，她偶尔流露出的暴脾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普菲尔夫“对于一个天资平平的班级无限的投入”“打动”了督查。在担任教师、参加党的活动以及战争期间，普菲尔夫亲身见证了德国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贫困。她经常给贫困家庭借钱，为他们购买生活必需品。后来她当议员时，即便她自己花光了钱，也要借钱帮助需要的人。她的朋友们后来发现，自己“得看着点托妮，不然她会把衣服都捐出去。”她就是这样慷慨。

普菲尔夫无疑践行了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但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工人地位低下和生活贫困绝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源于他们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正因为她坚信工人阶级可以由此争得权力、改善社会地位，她才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她不是一名原创理论家，但她和社民党的改良派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作品和演说表明，她相信现代家庭、性别和阶级关系是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这两个历史过程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通过实施改革推动社会迈向社会主义。

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这里就成为了普菲尔夫的政治和灵魂家园。她从来没有放弃社会民主党。即便是1914年社民党议员背弃国际主义的原则、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之后，她尽管公开批评党主席弗雷德里希·艾伯特支持这一政策，却也反对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朴克内西等反战派领袖。她主张投弃权票。她害怕单纯投反对票会让社民党以后被人说是不爱国。对于一向行事果断的普菲尔夫来讲，这个立场有点太模糊了。然而没有证据显示她对党的忠诚有过动摇。战争期间社民党一直鼓励女性党员参与社会工作，这就需要她们与资产阶级妇女组织合作。普菲尔夫也参与了进来，她在慕尼黑给穷人与孤儿当志愿者。

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倒台之后，慕尼黑的工人和士兵们经选举组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支持巴伐利亚的社会主义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头目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特·艾斯纳（Kurt Eisner）。普菲尔夫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临近月末的一天，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普菲尔夫不请自来，要求他们商讨妇女问题等社会问题。委员会主席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命令她离开会场。但是普菲尔夫拒绝离开，她向主席大喊：“我已经来了。想赶我出去非用蛮力不可......我是来代表女性利益的。”她提出的问题包括问题包括包括解决军工产业妇女失业、住房条件糟糕、肺结核流行、还有妇女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普菲尔夫还要求委员会改善战俘和伤员的待遇。最后，她要求委员会督促新政府释放因反战或罢工被捕的工人。

普菲尔夫讲出了她的诉求。其中有许多是委员会关心的。但委员会成员终究不愿意她参与会议，他们投票表决，最终支持赶她出会场的一方略占上风。

普菲尔夫非常愤怒，但没有灰心丧气。她在慕尼黑社民党支部中依然活跃，下定决心将妇女问题推向聚光灯下。她参与组建了慕尼黑的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并被选为其主席。但是仅仅将激进中产和左翼妇女联合起来是没做太大作用的。男性社会主义者对此并不支持。正如一名妇女活动家古斯塔娃·黑曼（Gustava Heymann）指出的那样，男性越来越看这类活动不顺眼，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活动单刀直入，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感。

尽管这段时间里遇到许多挫折，但普菲尔夫也取得了这辈子最光辉的胜利：1919年1月19日，她被选为416人组成的国民制宪会议的一员。此时她42岁，是第一位被选入议会的巴伐利亚女性，也是首批37名女性国会议员之一。社民党有18位女议员当选，独立社民党有3位。制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给新德意志共和国制定宪法。普菲尔夫被分配到一个负责起草条文的委员会。

普菲尔夫花了很大功夫才夺得党的提名。困难主要源于她和巴伐利亚社民党“一手遮天”的主席，巴伐利亚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埃哈德·奥尔（Erhard Auer）的紧张关系。在慕尼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上发言时，她严厉批评此人漠视妇女在该机构的代表权。普菲尔夫也参与了本地禁酒运动。在热爱啤酒的巴伐利亚，这场运动可不受欢迎。奥尔对此颇有微词。没有奥尔的支持，便很难在慕尼黑得到提名，但是彼时任文化部长、后来当上州总理的约翰尼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说服了社民党支委会支持她在上巴伐利亚-施瓦本（Oberbayern-Schwaben）的乡村选区参选。1920年、1924年，她两次在此连任，虽说这里酿酒业也挺发达。

在国民大会的工作中，普菲尔夫主要关注落实妇女平等的问题。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政党支持这样的政策，但他们不占据多数。6月份，她的委员会经投票决定，在宪法第109条中添加“本质”（grundsätzlich）这一模糊的表述，来制约妇女平等地位。普菲尔夫和她的社会主义同僚坚决抵制这一举措，但毫无用处。7月份，在一场全体会议上，他们试图使用“男女平权”来替换“本质平等”，但依然没有成功。由此，宪法对妇女平等问题的态度暧昧不清，后续修改民法保障性别平等也就更加困难。

和其他女性议员一样，普菲尔夫支持废除死刑。一次，社民党提出了一份相关提案，一名民族人民党（DNVP）议员杜林格博士（Dr. Düringer）表示反对，理由是普菲尔夫这位“年少无知的女人”身处这个制宪委员会。她代表大会内全体女性议员表达愤慨。之后，她强调，废除死刑与否，说到底还是关乎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人道地善待社会的产物----也就是人？无关从事立法工作的能力。然而，普菲尔夫的观点没有说服多数人。最终死刑也没有废除。

尽管社民党无法争取足够的选票来消灭针对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的歧视。他们成功为女性公务员争得了平等地位。6月17日，普菲尔夫就这一问题向大会致辞，她说，宪法如果能为后续修法建立一个框架，就能创造一个好的起点。如果女性公务员（包括教师）结婚之后就会遭到解雇，在工作场所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那么妇女就没有平等地位可言。对于她而言，这个问题关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她认为，用人单位（本案中为国家）评判工人，不应该依照其所属群体，而是应该依照其个体表现。她的论点赢得了全场支持。

普菲尔夫也给社民党起草其他领域的政策提案，比如制定养老金条款、扩大福利国家等。然而让她并不总是顺应主流。比如说在学校改革的问题上，她就不赞成完全的政教分离。她认为必须定期教授宗教课程，保证宗教情感不受侵犯。一名历史学家指出，这一立场后来让社民党与其盟友----天主教中央党可以达成妥协。考虑到她1919年就已经离开教会，这也体现她在宗教问题上善于变通。

当然啦，国民大会的辩论中也有艰难时刻。对于普菲尔夫本人，以及她绝大多数同志而言，这恐怕是决定签署凡尔赛条约的那一刻。她公开批评社民党党团批准条约的决定。但是她依然遵守党纪和同志们一起投下了赞成票。她觉得这种妥协简直就是煎熬。正如她在1924年所写下的话：“我们当时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政策。这很困难。我承认我有时感觉无法忍受。”

普菲尔夫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巩固了许多民主成果，但这部宪法不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在妇女权利这方面离党的目标差太多了。“宪法没有也不能表达单一世界观或政党纲领。”她这样写道。社会主义者取得多数席位，才能进一步改进宪法。1920年6月的的国会大选中，她做好了准备，成为了一名候选人。

这次她希望在慕尼黑选区竞选，但埃哈德再次让她的美梦破灭。1919年2月17日，独立社民党败选之后，库特·艾斯纳准备辞去州总理的职务。刚踏入州议会的大门，他就被一名反动派军官安东·阿尔科-瓦利伯爵（Anton Graf Arco-Valley）杀害。一小时之后，一名叫阿洛伊斯·林德纳（Alois Linder）的共产党人误以为凶手是社民党人，在州议会里将奥尔打成重伤。这两起枪击案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该国又在5月份受到血腥镇压。普菲尔夫和奥尔间的分歧也加剧了。

阿尔科-瓦利伯爵和奥尔都躺在医院的时候，奥尔的一个女儿给伯爵送了一束玫瑰花。“玫瑰门”见报之后，包括普菲尔夫在内的许多社民党人都很愤怒。因为这会显得社民党同情谋杀艾斯纳的凶手。在一场党员会议上，普菲尔夫批评奥尔的领导，呼吁他引咎辞职。但她的大多数同志觉得她过分了。奥尔的朋友威廉·霍格那（Wilhelm Hoegner）就为主席辩护，讲他的伤势多么多么严重，他为党做出过多大贡献，他不清楚年少无知的女儿做了什么。最终霍格那赢得了辩论，奥尔依然在位。

在这种情况下，党不会支持普菲尔夫在慕尼黑竞选。不过，在霍夫曼持之以恒的支持下，党再次任命她在上巴伐利亚-施瓦本竞选。1924年之后，她的战场转移到了下巴伐利亚。尽管她退出了天主教会还反对饮酒，她还是每次都能胜选。这样一来，党内无论敌友都对她抱有敬意。即便是她的死对头、一向轻视政界女性的霍格那也不得不感谢她的付出。外表上，他认为普菲尔夫“很有男人味”，但是“偶尔依然会用一些女性的阴谋诡计”。思想上，他觉得她属于那种“看似十分冷静理智，实际上还是凭感情做出政治决策”的女人。尽管刻板印象重重，但是普菲尔夫依然能给他留下“国民议会少数聪明女人”的印象。他也称赞她在做选民工作时体现出的“能量和耐心”。

普菲尔夫当然可以感性。这种感性有时候也会干预政治判断。她在“玫瑰门”中要求奥尔辞职就属此列。但是她对于这场运动的忠诚也是感性的。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毫无疑问，她的真诚与孜孜不倦，结合她对民众真实需求的深刻理解，是她赢得选民以及党内同志支持的关键所在。

在魏玛共和国，普菲尔夫成为了一名职业政治家。因为她的退教，巴伐利亚教育部门不再给她分配教学岗位，她别无选择。1919年之前，巴伐利亚教师必须在天主教或新教教会注册。尽管我们不知道细节，但我们可以推测，普菲尔夫为了保住工作之前一直在教会挂名，魏玛宪法撤销这一要求后就立刻退教了。但巴伐利亚州决定无视宪法之后，普菲尔夫发现自己没工作可干了。1920年她把这件事捅到了国会，大多数人都支持她。但是巴伐利亚从来没恢复她的职位。随后这十多年她一直在与州政府交涉，但徒劳无功。

不过普菲尔夫现在也不需要这份工作了。国会议员一年薪水九千马克，足够她在慕尼黑住套小公寓，过她简朴的日常生活了。不用当教师之后，她也能全身心投入党内和全国政治工作。普菲尔夫高超的活动组织和演讲能力，让她迅速成为最有名的社民党人之一。1920年的卡塞尔大会任命她加入一个起草新党纲的委员会，她在那里任妇女会议的副主席。她和伊丽莎白·罗尔（Elisabeth Röhl）同台，就“党内女性在政治和组织上发挥的作用”做了重要演讲。

对于普菲尔夫而言，争取妇女平等地位的斗争只是整个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因为社民党同时是两项事业的中坚力量，那么妇女就必须在党内取得平等地位。普菲尔夫意识到，即便是这个短期目标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成。在1919年魏玛大会上，她主张女性发挥政治作用最大的阻碍，不是缺乏男性同志们的认可，而是女性不会欣赏自己。为了实现人类尊严，“女性自我意识必须觉醒”。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然而，因为“长期遭受奴役的人不会一下子适应自由”。普菲尔夫强调，首先，“妇女必须发掘内在的人类尊严，来做到互相欣赏，这样才能减轻工作困难。”

不过，一年之后的卡塞尔大会上，普菲尔夫却更加关注男性的态度对女性在党内党外政治作用的影响。她相信，无论嘴上怎么说，保守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政党中的多数男人都反对女性选举权，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在家庭和国家中的特权。而男性社会主义者也好不了哪去。尽管他们在原则上认可性别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但是工人运动中的男性工人打心眼里都反对妇女解放”。“性骄傲总是战胜原则。”她总结道。很明显，妇女解放只能由妇女自己来完成。她们必须聚焦于几个特定领域的政治工作。

然而，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妇女应该组建独立的政治运动。妇女不能构成一个同质性的政治集团。妇女之间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歧。即便不考虑男性的反对，她们也难以组建一个有力的政党。相反，普菲尔夫主张围绕一系列特定的“女性议题”组织活动。这些议题的目的是扩大个体发展的机会，帮助她们从“政治自由走向政治成熟”。她相信，随着女性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政治环境会随之发生改变。经过这种改变，女性不仅仅会模仿男人制定实施政策（Männerpolitik），同样会将自己的视角带入公共生活。普菲尔夫相信这会让政治更加人性化。

在批评党内妇女运动工作进展缓慢时，普菲尔夫毫不迟疑地指出，如果党内没有这么多困难要妇女花时间战胜，她们能取得更多的成就。然而她没说清楚社会主义妇女运动要如何改变党内男性的态度。相反，她建议女性社会主义者为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斗争，完全回避了这一问题。这样一来，社民党内的女性活动家非但没有着力探索与男性合作的方式，而是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目标实现。同时，社民党将她们的目标放在了次要位置。

普菲尔夫在卡塞尔提出的政治议程雄心勃勃。罗尔的演讲着眼于吸引妇女和女工。依照自己在国民议会和国会中积攒的经验，普菲尔夫提出了一系列议会目标。为了让德国民法中女性的地位与宪法许诺的平等相适应，国家必须重写结婚、离婚、家庭和劳动法律，增强女性的决策权和经济地位。

普菲尔夫相信，经济发展将会削弱传统的家庭纽带。国家在家庭中的地位将会上升。既然宪法已经承诺帮扶有孩子的家庭，那么国家就可以实行一系列政策，方便妇女在工作场所和家庭间流动。保护母亲、帮扶儿童、为私生子和未婚母亲平权、改善住房条件等积极的“社会卫生”措施，会比禁止堕胎等法律更能促进人口增长。后一种法律需要重新审视了。

普菲尔夫认为，女性要想在个体层面上争取平等地位，首先必须争取同工同酬，以及社会保险（特别是失业保险）的完整使用权。然而，如果男性与女性想真正开创一种新的自由政治文化，那么改革必须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她督促女性，要积极发声，反对任何不合理的刑罚，无论其轻重。她们不仅仅要反对死刑，也要反对任何以暴力手段实施报复或执行纪律的举措，特别是学校的体罚。消灭此类行为之后，女性要宣传个体的自由发展，让人的行为体现自我责任感，而非恐惧。

普菲尔夫所主张的改革远不局限于提升资本主义下女性的地位，其中大多数内容二战结束后许久才在德国实现。尽管普菲尔夫在许多方面的思想超越了时代，但是也反映了德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一些传统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女性运动中根深蒂固。比如说，她主张妇女平等会把德国政治中“心灵”的地位提高到“头脑”所处的水平，加强了“女性都很感性，因而无法负责地行使权力。”的刻板印象。普菲尔夫在党内和国会都反对这类观点，但也坚信女性会给德国政治文化带来全新维度。这很矛盾。

托妮·普菲尔夫相信德国的议会制度可以为女性争取到平等地位。事实证明这纯属空想。和大多数社民党国会议员一样，她努力落实在卡塞尔定下的改革目标，但是遭到了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极力抗拒。她们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普菲尔夫主要关注教育改革、青年政策、刑法改革、家庭和离婚法律。她在最后一个领域付出的心血，反映了她和她的同志遇到的困难有多大。

20年代中期，左翼政党和德国民主党多次试图修改法律，保证女性在家庭内部享有平等法律地位，但都没有成功。因而，男性依然牢牢掌控着财产权和抚养权，丈夫甚至可以迫使妻子辞掉工作。离婚基本都需要法院裁决一方存在过错。考虑到制度的不平等之处，这些裁决往往对妇女极端不利。

1928年，“大联盟”政府结成之后，社民党试图修改法律，降低双方自愿离婚的门槛，从根本上改善所有妇女和非婚生子的地位。普菲尔夫在国会做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呼吁民法要和宪法许诺的平等原则相适应。她主张，资本主义正在改变社会，超过一千一百万女人正在工作，传统家庭处于解体状态。立法者不仅仅要简化自愿离婚，还应该赋予妇女平等的工作权、财产权、子女抚养权。她也强调，数百万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应该获得平等权利，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国家更应予以支持而非谴责。

普菲尔夫演讲过程中，右翼议员不断插话，大喊什么：“独立的女人结什么婚！”当她指出，因为结婚就意味着成为丈夫的财产，“聪明”一些的女人可能会在结婚之前思量再三后，保守派议员又喊：“聪明的女人不结婚，结婚的女人不聪明。”这些交锋显示，国会内的许多保守派人士因女议员，特别是左翼女议员的存在感到极大的羞辱与敌意。尽管这跟纳粹成为大党后议会的乌烟瘴气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对于普菲尔夫和她的同志而言也够灰心丧气的。结果，他们的所有提案都没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

无论是在国会内还是在国会外，普菲尔夫都不允许自己在辩论中被激怒。尽管她清楚纳粹特别看不起她，她还是愿意走入纳粹的会场，努力驳斥他们的攻击。比如说1932年1月，她就参加了纳粹法兰克尼亚支部领袖、《冲锋队报》编辑朱利叶斯·施特赖歇尔（lius Streicher）在魏玛发表的一场演说。当她起身发问时，听众纷纷嘲笑。施特赖歇尔则让她“回家去！拿个抹布！洗脏衣服！政治是男人的事！”对于普菲尔夫这样以理服人的德国人来说，这种非理性的蔑视肯定是最让人恼火的。

20年代末期，社民党无力为妇女推动改革的事实让普菲尔夫很失望。即便在本党之内，进展也十分缓慢。很少有女性能够占据实权职位，尽管女性党员一直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竞选公职。普菲尔夫不敢提议要规定一定比例的女性党员必须得到提名或任命。相反，正如她在1920年所主张的那样。她督促女性“战胜自己的弱点”，积极行动，作为个体参与党的生活，竞选公职。这一计划表明普菲尔夫依然坚信，女性只要努力，就能在社民党内取得进展。同时这也反映出，对那些认为自己面临困难的女同志，她抱有一定程度的不满。

1929年后，纳粹的崛起和大萧条的开始把这些问题都推到了一边。普菲尔夫早早就意识到纳粹运动严重威胁了和平和自由。1930年，在夏季选战期间，她警惕听众，纳粹想在工人权益和妇女权益上开倒车，在练兵场上培养下一代。然而，9月14日纳粹的胜利依然让她大吃一惊。在她看来，在许多经济困难工人的支持下，反动派的“禁卫军”蠢蠢欲动，准备摧毁共和国。社民党最紧要的任务很明确：必须保卫社会保险制度和工人组织，保护青年、老年和病人，与一切削减工资、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举措作斗争。这样一来便可以筑起一座大坝，来阻挡反动派的洪流。

普菲尔夫灰心丧气，但是她鼓励同志们不要丧失信心。相反，他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通过启蒙大众来捍卫民主。同往常一样，她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履行国会议员的职责。然而，国会的情况丝毫不能振奋人心。极端主义政党扰乱立法工作，社民党只能容忍布吕宁政府，并且在1932年春天的总统选举中支持兴登堡。

容忍政策让普菲尔夫尤为难堪。当布吕宁紧缩政策无情地迫害德国工人和贫民时，社民党缺什么也不做。受苦的人都是她心目中党必须捍卫的人。发表演讲谴责纳粹党并不困难，但是在国会里为党的政策辩护就不一样了。

除了保卫少得可怜的社会安全网的残余，党似乎找不出任何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道路。随着暴力、恐怖和政治混乱加剧，普菲尔夫越来越寄希望于钢铁阵线。这个组织似乎能成为保卫共和国民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1932年7月，冯·巴本首相非法推翻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之后，社民党和工会高层害怕内战拒绝抵抗。她的这份希望也破灭了。普菲尔夫清楚许多基层党员不理解社民党的退却。但是抛开这些因素，在几百万人失业的情况下，也没法发起总罢工。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点她自己心里清楚。

从希特勒被钦定为总理到3月5日的大选之间这五周里，普菲尔夫继续勇敢地讲出心声。2月26日，她在威登演说时谴责纳粹暴力行径、政治活动的限制和媒体审查之后，被警察拘捕了两天。在演讲最后，她提醒听众，柏林刚刚举行的一场钢铁阵线游行有二十万人参与，为的是证明暴力压迫不能吓退他们。她的发言自信而大胆。

实际上，她已经感觉到末日降临。对于普菲尔夫而言，社民党和工会高层的“静观其变”战略无视了现实，暴露了运动的弱点，也预示了共和国的覆亡。2月17日，她写好了自己的遗嘱，指定姐姐为执行人。如果社民党和共和国完蛋，她也不想坚持下去了。

3月份普菲尔夫成功连任，见证了授权法案通过，希特勒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权力。起初她认为社民党议员不应该参与这样一场闹剧。共产党已遭禁止，数十名社民党议员被捕或流亡，其余政党屈膝投降，幸存的这94名议员有什么理由在满是冲锋队员的国会冒险露面呢？然而，在激辩之后，她还是同意了友人露易丝·施罗德（Louise Schroeder）的意见，即社民党议员应该参加国会，在全世界面前投下反对票。最终幸存的社民党议员都参与了这徒劳无功的最后一搏。

步入1933年春天之后，德国工人运动深陷内部分歧和国家压迫的困境。5月2日，纳粹政府禁止所有工会并逮捕其领袖，纵使先前他们都尝试过做出让步。社民党也不能对纳粹的威胁做出有力回应。执委会主张设立一个流亡总部，改组政党准备转入地下活动。部分国会议员（包括普菲尔夫的好友保罗·勒贝（Paul Loebe）主张党高层应该留在德国活动。普菲尔夫帮助了鲁道夫和托妮·布莱歇尔德等通知逃亡瑞士，但是她毫无自己跑路的兴趣。同时，她反对剩余议员对纳粹做任何妥协。

这最后一个问题在5月17日附上台面。这天，希特勒召开国会，要求各党共同支持一项“和平决议”，以平息外界对于希特勒意图的忧虑。剩余65名国会议员都不清楚该怎么做。他们不想支持希特勒政权，但是也不想表现得不爱国。他们担心数万被捕同志的安危。如果他们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这些人就可能遭到报复。流亡领导层派出弗雷德里希·施坦普费尔（Friedrich Stampfer）和汉斯·沃格尔（Hans Vogel）督促他们不要参加会议，起草一份独立声明谴责纳粹政权并在国外发表后，他们都觉得不满意。

开会那天早上，这份决定让议员们十分痛苦。普菲尔夫无疑是被紧张的气氛打击到了。她同意施坦普费尔的观点。同志间的分歧和冲突让她害怕。按照霍格那的说法，有那么一小会，普菲尔夫一边重复喊：“签署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声明就意味着战争！”，一面“紧张地抖个不停。”从支持联合声明的霍格那的角度看，她已经“失心疯了”。勒贝等人的立场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她对老友的见解表示十分失望，眼里已经看不到理性了。

48人支持这项决议，17人反对。投票结束后，普菲尔夫离开了国会。她第一次拒绝按照党纪在午后会议中服从多数投票。随后，她在火车站周围写信，向同志和友人道别。第二天，在回慕尼黑的火车上，她尝试服药自杀，但是没成功。之后她被送往慕尼黑一家医院。几天之后就康复回家。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不少同志都来看望他，包括保罗·勒贝，露易丝·施罗德和乔瑟夫·菲尔德。他们竭力劝说她，说她还很重要，现在还有机会转入地下。勒贝告诉她：“自杀和抛下同志逃亡海外没有区别。”然而她没有被打动。她和菲尔德最后的谈话透露出许多线索，由此可以看出运动的覆亡给她的打击：“如果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即便我得去扫大街都无所谓。但是像社民党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党，还有千千万万工会成员，这么多人对于自卫连试都不肯试。我承受不了。”她手里握着一把药片，表明了她的意图。她告诉菲尔德说：“如果国会的同志们还要回柏林，我不会同去了。”6月8日，她履行了承诺，这次她没有失败。